范裕彤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就是在抗战时期开始酝酿的。中国民主建国会诞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16日，既在客观上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离不开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也在主观上离不开民建创始人在抗日战争中经受教育、经受锻炼，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历程。催生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孕育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是抗日战争那场伟大的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

　　民建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胡厥文、银行家章乃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原中央书记施复亮。他们是当时工商界和联系工商界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主人士虽然没能象国共两党那样在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浴血奋战，但却满怀爱国激情，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山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赢得战争的同时，赢得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不断升华，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民主意识更加强烈，思想主张更加明确，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对国民党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共产党的热爱更加真切，政治上已经走向成熟。

一、爱国热情更加高涨
民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赋予爱国主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他们的心中喷发、燃烧。
1. 黄炎培的淞沪抗战精神
1931年4月23日，黄炎培在归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之内对华出兵，遂在回国后先后撰写《朝鲜》和《黄海环游记》两书，大声疾呼：“朝鲜，诚我之宝镜也!”以朝鲜亡国的痛苦告诫国人，并向蒋介石面陈日本图谋侵华日亟，但未引起重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于发生，黄炎培痛感国士沦丧，臂带黑纱，同江问渔、杨卫玉一起参加抗日研究会，与马相伯、章太炎等60余人联名，向全国发山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的通电。中华职教社的《生活》周刊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宣传抗敌御辱，大受读者欢迎，旋即成立了生活书店。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又创办了《救国通讯》杂志，后简称《国讯》，鼓吹抗日救国。1932年1月黄炎培与马相伯、章太炎等60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团结抗日。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黄炎培与挚友史量才发动上海各界上层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征募军需品支援十九路军，并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金融。随后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为会长，黄炎培为秘书长，此会直到上海沦陷才停止活动。

　　1936年11月伪军进攻绥远，傅作义部队奋起抵抗，得百灵庙之捷，黄炎培曾代表上海市地方协会和总商会赴绥远前线劳军。就在这时，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君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法官对“七君子”提出所谓“公诉书”，黄炎培曾亲自去监狱探望。

　　芦沟桥事变后，中华职教社即连续发表言论申明立场：“不复吾失土，不复吾主权，只有战!”

　　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他被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推为主席团主席，同时被聘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

2. 胡厥文的民族工业内迁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胡厥文团结上海工商界同仁，赶制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送往前线，给十九路军以坚强的支持。他提出抵制日货，组织中华机器联合公司，任理事长兼办事主任。从这个时候起，胡厥文蓄起长髯以示反帝救国的坚定意志、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诚挚忠贞的爱国精神。

　　淞沪抗战开始后，集中了全国工业的76％的江、浙、沪、宁有大批工厂需要内迁。这些工厂一旦落入敌手，将给本已十分薄弱的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就在多数厂家心存侥幸、犹豫不决的时候，胡厥文等少数有远见的工商界爱国人士却为之奔走呼号，四处求援。他们召集上海机器同业公会执委会议，动员百余家机器厂迅速内迁。会后与同业代表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为内迁提供方便，使上海工商界全面动员起来，率先将自己任总经理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冒险撤至汉口。1938年汉口沦陷前，又将两厂迁至重庆。

　　与之相反，国民党政府战前未采取有力的措施，直到日寇的炮弹打进厂房，才仓促搬迁。结果上海1279家工厂只拆迁了146家，内迁的工厂仅占11.4％。除此以外，整个华北和华东沿海城市的工业，包括国内主要煤矿和基本化学工业，以及全国华商纱厂的77.3％都沦于敌手，损失巨大，教训深刻。
战时工业内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抗战，而且推动了大后方的实业建设及经济发展，初步解决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的不合理状态。

3. 章乃器的抗日救亡热忱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不惧白色恐怖，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他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一文中，针锋相对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

　　1935年日寇步步进逼下的华北危局，激起了国人极大的民族义愤。章乃器同情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大量印发中共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12日，章乃器和上海文化界人士28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发起救国运动，主张“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并先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并实际主持会务，救国会这一时期的各种宣言利文件，绝大多数是他起草的。上海群众自发的救国运动与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很快蔓延到全国。

　　章乃器文思敏捷，他所写的《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给青年们》、《四年间的清算》等文章，富于感情和鼓动性，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错误的内战政策，一时间脍炙人口。沈钧儒称赞他的文章“有血有肉”。据说毛泽东读了他的文章后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人能写这样的文章就太好了。毛泽东在1934年春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时，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与救国会建立联系。

　　为了支付救国会（图说）“七君子”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狱中合影(史良被押在女牢)的经费，他用光了自己的积蓄，卖掉了洋房，赁屋而居。从银行辞职后，他身心地投入了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在狱中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声明悔过。章乃器在法庭答辩中宣称：“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主张抗日的义务”。救国有罪的冤狱在国内外激起了极大义愤，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社会上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法院，请求与沈、章等一并羁押。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也纷纷发起营救。

　　二十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并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并在与宋子文等谈判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和尚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在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1937年4月，当国民党当局罗织罪状，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毛泽东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审判“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和两党团结对外的主旨，要求他入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周恩来先后致电张冲、蒋介石，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汉年还亲自到狱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救国会所主张的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才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胜利出狱。关于救国会对抗战的贡献，毛泽东曾给予崇高的评价：“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山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见到章乃器时还当面称赞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

二、民主意识更加强烈
　　抗战需要民主。抗战初期，国民党肆意践踏民主，任意逮捕与拘禁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人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当然无从谈起。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推动下，重庆掀起了两次宪政运动高潮，1944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张志让，为结束训政、争取宪政、推动重庆民主运动的展开，发起创办大型杂志《宪政月刊》，黄炎培亲任发起人，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把发言记录发表在刊物上。诙刊曾先后发表过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陶行知等许多政治活动家和进步学者的文章。他们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

　　陪都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对《宪政月刊》大加赞赏，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1944年陪都工业界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首的五大工业团体，多次举行宪政座谈会。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等均在座谈会上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反动政策，大声疾呼“结束一党独裁，要求政治民主”、“取销经济统治、要求生产自由”。同年5月，五大工业团体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上书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9月1日，章乃器、吴羹梅、黄炎培、卢作孚等30人联合发表《民主胜利献言》，提出实现民主宪政，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开放言论、维护民族工商业等九点主张。

　　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就处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突出位置。在蒋介石亲任会长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中，黄炎培不仅被蒋指定为11位常务会员之一，并且还与孙科、王世杰一起被指定为召集人，成了既热心宪政又能为朝野各方接受的唯一人选。黄炎培笑称张君劢是“新招抚的‘土匪”’，自己则是“要哗变的‘保安队’”，形象地说明了黄炎培与蒋介石当时的微妙关系，体现了他“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

三、思想主张更加明确
在抗日战争期间，施复亮提出了完整的抗战思想，章乃器提出了“工业立体发展”的思想。
1. 施复亮的抗战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如火如荼的救亡热潮重新唤起了施复亮的爱国的政治热情，促使他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于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之中。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他先后在《文化战线》、《救亡日报》、《民族呼声》、《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呼吁民主抗战的论文与短评，加之后来出版的专著《民主抗战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抗战主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抗战思想。
大体说来，施复亮的抗战思想以“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全民抗战”、“民主的抗战”为基本内容。
(1)施复亮“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思想
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的态势，施复亮从战争全局出发，以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科学的预见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而呼吁发动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所谓“持久的”是指抗战的艰巨性而言，就是要使国人认清敌我力量严重悬殊的事实，做好长期艰苦抗战并抗战到底的思想准备：“全面的”则侧重于抗战到底的策略，就是要发动全方位的抗战。
(2)施复亮的“全民抗战”思想
“全民抗战”就是动员全国民众一致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中间阶层等都有“全民抗战”的要求，但由于政治地位和阶级立场的不同，他们对“全民抗战”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依靠并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千百万人民群众一致抗日的全民战争；中间阶层及其知识分子则主张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来进行“全民抗战”，因而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施复亮的“全民抗战”思想虽然未能脱此窠臼，但就总体而言，其积极方面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3)施复亮“民主的抗战”思想
施复亮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抗战底重心在政治，政治底基础在民众”。这是贯穿于他抗战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他“民主的抗战”思想的根本点。施复亮关于“民主的抗战”思想是他在论述“持久的全面的抗战”以及“全民抗战”的过程中逐步酝酿成熟的，它以政治的民主化为中心并辅之以许多具体而丰富的内容。

　　所谓“民主的抗战”，概言之，就是“以民主的方法动员全国一切民众，使全体民众都有抗战的政治觉悟，自动地组成强有力的民众团体，以民众团体作政府底基础，由政府来领导整个抗战运动。只有这样的抗战，才能根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达到中华民族底彻底解放。”所以，施复亮号召大家一致去推动“民主的抗战”的实现，“民主不但不会减少抗战的力量，而且只会增加抗战的力量”。
2. 章乃器的“工业立体发展”思想
1939年，章乃器来到重庆。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兴办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后又创办上川企业公司，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并在抗战胜利后与昆仑影片公司合作，投资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他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同时又是国货厂商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以及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他与吴蕴初等创办了民族工商业界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业的政策，为挽救中国民族工业奔走呼号。
章乃器提出了“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主张建立“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国营和民营工厂应组成立体的、有机的组织体系，以国营工厂为主导，实行统一指导和管理，并组织国内外第一流专家组成技术团，指导工业的立体化。

四、社会影响更加广泛
　　四位民建创始人都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尤其是黄炎培。作为职教派的领袖，黄炎培向来处事谨慎、态度缓和，在中华职教社庞大的名誉理事名单中，就包括了吴稚晖、孙科、孔祥熙、宋美龄、陈立夫、王世杰、陈布雷等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黄炎培在政治上一向主张统一。他认为小民族灭亡人民族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分化”，用挑拨离间把大民族分化成若干小单位，再让各小单位之间自相残杀。在与国民党的关系方面，黄炎培始终奉行“方法服从目的”这一原则，一切行动都能进能退，尽量避免关系紧张，因而社会影响相当广泛。

　　杜月笙是妇孺皆知的上海滩大流氓、青帮头子。黄炎培利用他与杜月笙的同乡关系晓以大义，使其不但没有沦为汉奸，还在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积极组织运输，救护伤员难民，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

　　黄炎培一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坚持开展职教活动，并赋予职业教育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新意，不仅增强了人民的抗日信心，振奋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分子。

　　由于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抗战中黄炎培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他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战争。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都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

五、对国民党的认识更加深刻
　　黄炎培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对国民党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抗战初期，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后来，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排斥异己的方针，一再玩弄宪政骗局，事实促使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蒋介石借“统一”取消民主、消灭异己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尔后，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批评日趋激烈。抗战后期，民主党派改变了抗战初期把民主和统一并提的主张，逐渐认识到实行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增进团结的先决条件。当中共发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后，几乎得到中间党派的一致响应和拥护，并断然反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主张。

六、对共产党的热爱更加真切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1940年，周恩来离开延安长驻陪都重庆后不久，黄炎培请周恩来在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炎培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炎培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立夫无可奈何。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回顾民建创始人在抗日战争中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历程，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民主建国会产生的历史脉络，从中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我们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
　　范裕彤，出生于1946年7月，大学学历，重庆市工业学校高级讲师，民建重庆市工业学校江北区四支部支部主任，民建重庆市理论宣传工作委员会成员。曾在《渝中民讯》、《重庆民建》、《民讯》、《重庆政协报》发表数十篇稿件，为渝中区政协、渝中区统战部、江北区统战部、“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论坛”等撰写了大量研讨文章。参考文献：
①民建重庆市委：《重庆民建会史》
②王华斌、五燕子：《黄炎培传》
③闻黎明：《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
④黄方毅：《父亲黄炎培与毛泽东》
⑤李 蓉：《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研究述评》
⑥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黄炎培》
⑦宋亚文：《施复亮的抗战思想述论》
⑧章立凡：《章乃器和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⑨陆君云：《胡厥文》
⑩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