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兴进

　　2004年9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它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决策、党执政55年的历史经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是历经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自信、坚强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来，将中国的近代史彻底改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有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正如《决定》所述：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新中国，就不会有1972年美国尼克松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伸过手来与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握手，也不会有1997年7月1日香港和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祖国，而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和至今还让我们中华民族蒙耻的数日不灭的圆明园的大火和留在萧瑟秋风中的断壁残垣。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海军舰队2002年首次完成环球航行，2003年又成功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综合国力大幅提高；经济年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1％以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以我们重庆的支柱产业摩托车为例，我国从1993年起至今摩托车年产量连续稳居世界第一，至2000年达1100万辆以上，占世界摩托车总产量的一半。我们顺利进入WTO，成功申办2008奥运会等，成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的认可。

　　但是，我们也更应当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在各方面还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压力，中央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科学、准确地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判断后作出的正确的、重要的决定，总体上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

　　第一，虽然我国人均GDP去年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但区域间、群体间的发展极不平，据统计，我国的GDP已占全世界GDP的4％，但我们为此消耗的石油占世界总量的7.3％，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消耗原煤占72％，钢铁占25％，水泥占40％。因此，经济效益亟待提高。同时，在经济发展规模上和较多高科技领域中，我国都不处于优势地位。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压力也较大。总的来说，我们正处于发展的踊跃期和矛盾的凸显期，这本身也是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因为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向深层次和更广的领域推进，新的问题和矛盾必然会不断涌现出来，并与尚未解决的老问题、老矛盾绞在一起，形成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这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刻不容缓。

　　第二，不懂得总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政党，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正如《决定》中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已证明：一个政党夺取政权的不易，执政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政好政权更不容易。在国外，上世纪90年代，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批大党、老党陆续丧政权，政权得而复失已不是孤证。前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拥有20万党员（布尔维克）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200万党员带领全国人民保家卫国、抗击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在和平的时期，拥有2000万党员的前苏联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丧失政权。在国内，国民党溃败到台湾时，没有丧失政权，而是对在大陆的失败进行反思，经济上得到高速的发展，这时却丧失了政权。在历史上，明末李自成领导在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在攻进北京，迫使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杀，推翻明朝统治不久，很快就丧失了政权。对历史上这一痛失政权的深刻惨痛教训，60年前，郭沫若老先生有一篇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强烈共鸣。他把这篇文章列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要求全党干部阅读，引以为戒。在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毛泽东主席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邓小平同志也曾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党内部的问题”从广义上就包括干部的执政本领问题。因此，利用相对平稳的有利时期，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思想主义大量涌进，对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挑战，两者在许多方面发生冲突和抵触。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伦理至上”、“道德至上”是其思想的核心，它把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体人格的完善放在首位，把道德的自我确定和自我满足视为人生的最高要求。而市场经济是追求单位时间内的最大收益，是注重效率，讲求效益的一种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对于物质利益的关注和追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必将强化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从而使传统的安贫乐道、重意轻利等观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商品经济意识、物质利益原则将广泛的体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种对传统的“道德至上”、“伦理至上”观点的否定，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当然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如极少数人崇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择手段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物欲的满足，出现诸如腐败等问题。又如传统的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长期沉积在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处，但市场经济社会提倡和鼓励竞争，通过竞争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新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无论是否原意，都必须参与竞争，否则就是承认失败和投降。如果我们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将会被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远远抛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