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彭永辉副部长报告的体会

今年5月27日，在北碚区委党校聆听了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彭永辉副部长所作的学习贯彻中共中央[2005]5号文件精神的辅导报告，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及其优越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 世界政党制度基本概况
政党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迄今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有5000多个政党。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结构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其政党有组织地单独或联合掌握国家政权、统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实质是一个国家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
由于各国文化传统、经济水平、价值观念的差异造成政党生态的千差万别，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几种类型。从上世纪初开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建立，其政党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除了共产党外没有其他任何党派存在的一党制，主要以前苏联为代表，受其影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政党制度；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就是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与我国近代以来独特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共同确立和发展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大创造，也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个杰出贡献。
二、新时期我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现代化发展进程决定了我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从世界范围来看，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与发展初期，普遍都建立起了由强势政党为主导的政党体制。因为现代化过程必定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急剧变动，从而激起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这就要求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初期），必须处理好制度化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参与冲击社会稳定的情况。而要处理好这对关系，又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强而有力的政党作主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前期阶段，处理好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营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任务仍很艰巨，全球化的趋势又给现代化过程中的稳定问题增添了不确定性。加上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发展程度极不平衡，社会整合的要求与难度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今中国最大也是最强的政党，责无旁贷地应充当全民族领导者的角色，承担起保障社会稳定，推进现代化顺利发展的重任。
（二）特殊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国的政党制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成分有了重大变化，非公制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至今还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形成了“一主多辅”的新格局。这就决定了与公有制联系最为紧密的工农群众在社会中仍应居于主体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全国人民（即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在社会经济利益方面仍存在着统一性与共同性。反映到上层建筑，就依然要求有一个政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毫无疑问，在中国只有集中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才能同时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才能适应经济基础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新经济成分正在不断增长，“一主多辅”的经济结构同样需要坚持多党共存与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也是最可以发挥多党派作用的一个时期。因为这样更有利于那些伴随新经济成分而起的新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所以既坚持共产党领导，又坚持多党合作，这是当今中国“一主多辅”为特征的经济基础对政党制度的要求。
三、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目前世界各国大多实行的是多党联合或多党体制下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的设计理念中有一条基本的前提假设，就是党派间的刚性对立与生死竞争，这样的制度设计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党派间的相互监督，但由于强调党派的刚性对立，也导致了众多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政治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易导致政局持续动荡不安。
而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设计中的"弹性"机制，弹性强调的是包容性，政党制度的“弹性”主要是指政党间的协调、协商、协作关系。它与西方政党制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我国体制内的政党组织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利益的代言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基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通力合作与政策协调，同时又强调双方在此基础上的互相监督，整个制度在内部结构上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取向，有利于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实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减少了所谓的"民主成本"。
总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免西方的政党制度带来的弊端，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张遇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