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民建江北区会员 马 军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的时候，在历数党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要大书特书，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新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土壤上曾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政党和团体，多党制的议会民主的道路似乎在古老国度上露出曙光。

可是，就在1913年3月20日，当时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却被“大总统”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在上海东站。可怜这位踌躇满志地企图通过国会选举登上总理宝座的政治家，临死前还对袁世凯充满幻想，他口授电报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根本不要什么“宪法”和“国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他要的是独裁、专制，要的是“洪宪皇帝”！如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一样，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制度在中国初露端倪，就被袁世凯扼杀了。

蒋介石继承袁世凯的衣钵，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主张，连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领袖都被囚禁和暗杀，哪里还有什么多党民主？

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民主政治”的主张，显然这是一个介于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可是，就在1945年底，民盟中央执委闻一多、李公仆先后倒在国民党特务抢下，接着数百名民盟成员又身陷囹圄。当蒋介石自信有足够力量消灭共产党时，就同时把这“第三党”连同他们所幻想的“第三条道路”一起，淹没在全面内战的血泊中。

人心的向背又一次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做出了选择。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团体和社会贤达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响应“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和政府”的号召，做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上述铁的历史事实，并非党派间的恩恩怨怨。因为现代政党是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产物。中国“第三党”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些阶级当时实在是太弱小了。蒋介石的屠刀代表的则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意志，宣布了已经屡走不同的独立资本主义道路的死刑。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共同敌人，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这里才能找到广泛合作的政治基础。

如果说，民国初年小党林立的“多党制”很快夭折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下，那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党独裁制”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诞生了中国现代史上全新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参政制。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具有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即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各民主党派既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又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政党制中的在野党和反对党，他们以政党为单位参加人民政协，还直接参加国家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它们是新中国政权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参政党，是与共产党“互相监督”的友党。民主党派有充分的权利批评和监督共产党，又接受共产党满腔热情的帮助，一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诤友关系，是当代世界新型的政党关系，是西方那种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政党关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全新的政党制度，集中体现在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之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多党合作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成效卓著。探索了政治协商的新思路，协商体现民主，协商集中民智，协商增进共识。党政领导在重大问题决策之前，都要交政协组织协商，使协商进入了决策程序进而规范化制度化。拓展了民主监督的新渠道。包括召开各种形式的政府工作通报会，参与行风评议，制定有关社情民意工作的实施办法，实行政协委员接待日制度，建立重点提案督办制度等。创造了参政议政的新方法。如例会新开，形式多样。制定了政协工作的新规定。适应政协工作的新形势，建立会议制度，视察制度，提案办理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委会和委员小组活动制度，对口协商联系制度等各方面的工作制度，保障政协工作在朝气蓬勃向前发展的同时，能够规范有序的开展多党合作制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生命力。

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要充分理解吴邦国委员长向世界宣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各种思想干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珍视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中国的继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