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里走来
钟守诚口述 龙平整理
我从24岁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到现在已经65个年头。回忆我伴随民建走过的65年风风雨雨，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激动。历史是弥足珍贵的，我要把我亲历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传诸后世，让民建的后来人知道我们民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激励他们努力弘扬民建优良传统，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我1921年出生于璧山县丁家镇的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但一心向往读书。在母亲的坚持下，我在家乡读完小学，考取美国人在重庆办的教会学校淑德女中，读了一年半。由于凑不足高额学费，只好中途辍学，返乡做“代课老师”维持生计。1935年， 14岁的我经隆昌县一位远房姑母介绍，去隆昌第一女子小学任教，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迁都重庆，大批外省人涌入四川，求职更加艰难。我与他人在学校共谋一个职位，薪金各半，仅够糊口。为了支持两个弟弟在重庆的中学读书，我毅然放弃了被重庆私立华西商专录取的深造机会，坚持当小学老师，直至抗战胜利。
后来，一位朋友介绍我去重庆江北野水沟兴业公司子弟学校任教。在那里，我结识了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从而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恩师钟复光校长。
钟复光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代女兵，1927年任军校女生队的教导员，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是她的学生。钟复光的丈夫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为我国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社会活动家施复亮。钟复光的儿子，就是人们熟悉的诞生在重庆南山脚下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钟复光与在兴业公司子弟校供职的国民党员和青年党员迥然不同，她忠于职守、思想进步、为人正派、平易近人，非常关心体贴象我一样的年青教师。她在校内精心组织 “读书会”，鼓励教师看新华日报，引领我们追寻正确的人生道路，真所谓用心良苦。她关心我们，亲近我们，我们也乐于接受她的指教和影响。
钟复光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在共产党中有很多朋友。1945年9月5日，钟复光同其他妇女界人士一道，在曾家岩受到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重庆谈判期间，她成天在外奔波忙碌，经常彻夜不归。
我经钟复光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那是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成立，当天喜气盈门，高朋满座，有93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宣言公布了民建五大主张。参加大会的多半是工商界、金融界的代表人物以及有密切联系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只有我和王宗斌等四位是兴业公司子弟校的教师，且年纪最小。
民建成立后，我们立即投入了当时围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展开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召开时，正值学校放寒假，钟复光每天晚上都领着我们，自行划小木船渡过嘉陵江，从江北到市中区沧白纪念堂听郭沫若、王若飞等发表的演讲。每次到会群众均有百人以上，最多达上千人，气氛非常热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台下常有特务捣乱，他们大吼大叫，投掷石块，肆意破坏会场秩序，追打听讲群众，史称 “沧白堂事件”。
政协会议闭幕后，民建又协同“政治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成功大会筹备会”，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推荐郭沫若、李公朴和民建成员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大会总指挥，民建成员祝公健为副总指挥。大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请胡子昂以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身份讲话，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参加大会的群众近万人。大会遭到国民党事先布置的上百特务的破坏，他们抢占主席台，冒充大会主席，擅自宣布开会，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被特务打伤，在场群众被打伤者达60余人，这就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又称陪都血案。我和学校的老师亲历了血案的全过程，眼见施复亮遭特务毒打至脑震荡住进医院，深感民主来之不易，对国民党的无耻行径十分憎恨。
当时局势险恶，特务横行，钟复光受到当局严密监视，同志们都很担心她的安全。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上海后，很多民建领导人先后离开重庆，钟复光也只好辞去学校的校长职务去上海，至此兴业公司子弟校停办。暑假中，我们依依不舍地护送她到海棠溪乘汽车离开重庆。
之后我转入一所由银行办的私立小学任教。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及民主建国会等组织已为中共所控制，应为非法团体，一切活动取缔”，民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我和王宗斌在寒假中接到民建组织通知，邓小平政委要在胜利大厦（现重庆宾馆礼堂）接见各民主党派成员，我和王宗斌参加了那次接见。
那时我和王宗斌也都积极争取参加共青团，由于有民主党派成员身份，不能入团，我还一度很后悔，误认为在政治上走错了路呢。
1950年春，民建重庆分会在市中区戴家巷用会费购置了办公室，需要配备干部，组织上派人征求我的意见，安排我在办公室工作，我第一次成为了民建机关的专职干部。
解放初期，党派机关都是供给制，吃伙食团不交钱，穿发的制服，母亲和我都在民建重庆分会住，每月只有少许零花钱，工作从清理、登记会员做起。
解放后，民建重庆分会发动和组织会员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同时组织会员学习国家方针政策，进行爱国、守法、依法纳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的教育，鼓励会员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贡献力量。
我安心下来做办公室的工作，那时民建重庆分会只有我一个是女同志。政府拔款买下代家巷14号房屋作办公楼和宿舍，民建重庆分会的办公楼就扩大了一倍多。
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针对私营工商界中有的人产生的疑惑甚至抵触情绪，民建与工商联紧密配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时两年的总路线、宪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宣传学习。我当时已由办公室调到宣传处，工作紧张，压力很大，晚上还得参加会员的小组学习。
1955年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前，市统战部组织市妇联，市民建、市工商联三单位举办工商界妇女家属学习班，要求她们认清形势，鼓励和支持亲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让自己的企业早日实现公私合营。我和市妇联的李照明、工商联的王淑荃参加了那项工作。
学习班结束后，中央召开全国女工商业者和家属代表大大会，
1957年反右斗争后，市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了协作委员会，市民建原主任委员徐崇林调成都省民建任职，肖松立任市民建主委。1962年肖松立病故，由工商联温少鹤主委兼民建主委主持会务工作，市民建也由代家巷迁到望龙门的工商联大院办公，代家巷的房屋借给市政协办俱乐部使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民建被迫停止活动达十二年之久。在党和国家遭受巨大浩劫期间，我爱人龙汝辑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被所在单位重庆电影公司误划为地主。他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还要我们天天送饭。他挨过批斗，被送往南桐“九果青”山上劳动，我们一家子的苦难生活从此开始。电影公司还找到统战部的造反派，企图把我也送去“九果青” 山上劳动，没有得逞。
我们市民建的处境也不妙，因为统战工作处于被取消状态，很多工作人员都被送到农村劳动，在林彪外逃摔死后才得以脱身。
龙汝辑返城后地主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不时惩罚他劳动或者到伙食团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但是思想压力依然很大。
市民建的领导和广大会员在文革中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生活上受迫害，经济上被剥夺，肉体上受摧残，精神上受折磨，亲属受株连，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市民建、工商联恢复活动后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我个人也为落实龙汝辑被错划为地主的问题而多方奔走。1984年底，龙汝辑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使我们享受到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带来的喜悦。
从那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市民建组织处的工作，努力适应当时形势发展和多党合作的要求，力争把广大会员团结和凝聚起来，更有效地履行参政党职能。把工作做实做细是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坚定了我相信党的领导、拥护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始终如一的政治信念。
1992年，71岁的我从组织处处长职务上离休。离休后赴台湾看望二弟守荣一家，身体出现不适，回重庆检查，患的是糖尿病。从此，糖尿病加上我原来就有的高血压病，给我带来许多痛苦。尽管如此，当90岁的重庆市互助会原负责人金永华大姐请我替她管理重庆市互助会的时候，我还是愉快地答应了。1994年我被正式选为互助会会长，一直干到二女儿的病愈来愈重，我实在无力胜任互助会的工作时为止。
综上所述，我的一生选择了民建，民建也选择了我。我选择民建是缘分，民建选择我也是缘分。我十分珍视这个缘分，这个缘分已经融入了我的一生，直至永远，永远……
(钟守诚,现年90岁,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参加民建成立大会,现为民建重庆市委离休干部)
